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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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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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能够为国家文化、文学体制改革提供参考。文化、文学体制决定着知识分子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文学氛围,对于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怎样的文化、文学体制对于现实中国文化发展最为适宜,这是国家文化、文学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对文化和文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鲁迅是现代知识分子产生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文学道路,他对后世文学的“参与”方式,能够彰显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文学体制的得失。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学术界对鲁迅这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家和思想家的解读、研究与议论,构成了本世纪现当代文学研究以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既反映了各历史阶段文学与研究模式的变迁和嬗替,又清晰地打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烙印,同时还折射着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因此,各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无法仅仅看成是对这一个作家的研究与阐释。

张旭东 (进入专栏)
 

  
就这样,确保国家安全的“共同目标”将联邦政府、三大私人基金会和部分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地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三位一体体制出现,主要表现为三者间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工,人员明显交叉且频繁流动。[16]

  演讲时间:2008年5月30日

要回答鲁迅文学道路的独特价值,必须首先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怎样促使鲁迅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彰显不同的价值。可以说,鲁迅的身上集结着“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审美理想追寻者”的矛盾统一性,这决定着鲁迅特殊的文学创作道路。无论是鲁迅“从文”的动机还是方式,无论是鲁迅的文学观还是其创作题材、形式等各方面的倾向,都体现出鲁迅对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和“自主性”的双重反思。同时,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地、阶段地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史研究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探讨鲁迅与不同时代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男,浙江开化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但更重要的是,鲁迅所谓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不是在文化和价值上放弃中国、追随西方或以西方为代表的“普世价值”,而是完全基于对中国的考虑,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少读或不读。这一点同80年代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的“西学讨论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个思路是一致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欧风美雨”的80年代,在所有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鲁迅是唯一一个让人无法忘却的精神存在,变成了一种抹不掉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由于我在求学时代一直是“心有旁骛”甚至“心不在焉”地读鲁迅,所以对这最后一点体验特别深。

  
直到今日为止,通过教育体系以及学院批评体系,至少在冷战下建立起来的文学现代性传统,似乎仍维持其一贯表征进步、前卫的纯粹美学立场,所有冷战时期崛起的现代主义者如今更已被文学史视为“黄金时期”的作家[7],这正说明,我们依然肯定此一冷战以来的文学成果。而当年美援文化体制所输入的现代主义思潮,也同样成为读者心领神会的一种内在价值。为了理解这种现代性美典的“发生学”(genetic)意义,以及重新书写冷战时期台湾文学史的叙事动力,“美新处”(及其所象征的美援文化)与台湾文学生产间的关连性,便成为必要清楚说明的历史症结。

  概要地讲,80年代读鲁迅,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都在鲁迅身上找我们没有或缺少的东西,由此来为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输血打气;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找一个权宜的坐标;或为修炼某种“独立人格”、“真正的个人”寻找灵丹妙药。这是一种由改革意识形态推动的“文化主义阅读”。90年代阅读鲁迅,却好像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的东西鲁迅没有—没有宽容,没有消极自由,没有为艺术而艺术,没有世界主义,没有私人空间,没有玩赏性,等等。虽名其为“自由主义”,但归根结蒂,是一种由市场和专业化价值观为基调的经济主义阅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重读鲁迅要为自己开辟一个严肃的新方向,就不得不历史地、批判地正视鲁迅写作的整体性和政治性,通过分析鲁迅文学性与政治性的辩证关系,把这两者同时重新确立起来。可以说,我们今天面对的鲁迅文本,是政治阐释学的对象,是历史分析与形式分析的双重对象。这同当代中国知识界日益明确的大问题,即打通改革传统、革命传统、近代化传统和以儒家普遍主义为核心的“天下”传统,是息息相通的。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因此,在涉及相关政治文化问题时,要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它在鲁迅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只有与鲁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强调的是,探讨政治文化之于鲁迅的关系时,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的要求去评价文学的得失,而只是以此作为观照鲁迅文学的一个“角度”。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鲁迅研究界有过一阵短暂的沉寂,有的专门研究刊物由于经费问题而难以继续维持,一些研究者也相继退出这一领域。但稍后,无论是关于鲁迅各式原著的重新编选与出版还是关于他思想和作品的研究,都有逐渐升温的迹象。一些更年轻的研究者结合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并根据自己与前此的鲁迅研究者们不同的人生和社会体验,尝试着对鲁迅的启蒙思想、精神生命、乡土小说、历史小说及杂文等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与阐释,显示着这一研究领域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着持久的魅力和活力。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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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实践价值。就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鲁迅能够将对民族文化、文学建设的反思推向深入。在20世纪中国,历次的文化、文学改革与政治变革难分彼此。因此,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政治文化思潮、政治文化心理等对于文化、文学变革的动向、方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文学发展和建设方向的探寻,对于历次文化、文学变革得失的反思,都不能脱离特定政治文化语境的考察。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也受制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变革。

从开始到1927年是鲁迅研究的起步阶段。自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其短篇小说创作为文化界所熟知以后,对其人其作的解读与议论也就随之开始。这时期的研究都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也基本上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上;又因鲁迅尚未被权威化,也未被当作意识形态所要争夺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文章大多质朴温和、入情入理,而且不乏一语中的洞见,但大多为印象式,未及充分展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虞揭示出鲁迅小说对于中国传统礼教制度的批判锋芒;沈雁冰认为鲁迅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和隔膜,并指出他是创造小说新形式的先锋;周作人论述阿Q
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揭示出小说作者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上的辩证特征及表现手法上的“反语”色彩,而且开辟了在世界文学源流中看待鲁迅小说的视角;张定璜发现了鲁迅情感方式上的“冷静”与冷峻特点、表现风格上的乡土气息,并将他的小说当作“从中世纪跨进现代”的标志。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鲁迅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以后的鲁迅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同时,在这个阶段也有论者仅从自己认同、却未必充分理解的新潮社会理论与文艺理论来硬套鲁迅的作品,因而对鲁迅小说作出了与一般研究者迥然相异的否定性评价,其代表人物是成仿吾;也有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批评鲁迅个人道德与人格的,以陈西滢为代表。这种倾向在以后的鲁迅研究中也有延伸。

  

一、序论:冷战、美援与鲁迅论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随着中国同外部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对于知识界问题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西”问题,也必然会获得不同的构型。对于重读鲁迅的努力来说,这可以让我们摆脱狭隘的“中西对比”或“援西入中”乃至以西方文学标准为圭臬的思维定势,一方面更为积极地探讨鲁迅的写作同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字和文人传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真正把鲁迅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去重新认识。

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反映他所面向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进行的阐释、言说和研究,已被“编织”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和推动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鲁迅的认知和阐释,往往关联到对于文学政治、文化政治、民族政治、革命政治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它不仅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极简要地描述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分阶段考察了其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泛政治化”阶段及“新时期”以来的主要研究框架、研究视点以及所得出的主要论点和成果,并适当分析了各家观点分歧之成因,从而由一个侧面印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升沉起伏、曲折多变。

  开设这门课最初的契机是2006年我去日本的东京大学做访问教授,做了八次演讲,结果影响最大的一次是讲鲁迅。我当时是将鲁迅放在一个现代主义的问题里面讲的,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是包含了黑格尔、尼采、本雅明等西学议题。但东大的海报,仍给这一系列讲座冠以“中国的近代”这样的题目。这是日本学界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愿望,即希望能同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道来重新反思东亚的现代性,东亚的现代主义写作,东亚二十世纪的意识史、政治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关于鲁迅的演讲尽管只是个提纲,提出了几点看法,但在听众中反响非常强烈。这自然与整个东亚的现代性问题相关。日本学界对鲁迅的特殊兴趣,竹内好鲁迅的特殊味道,等等,都是原因,但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鲁迅的作品能够不断打动人,不断逼着你把鲁迅的生存状态摆在面前。他的穿透力越出了中国的语境,在日本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一点。我本来是客串一下,并没有决定要去研究鲁迅,但是批评的回应和各方面的方向非常好,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日本的岩波书店计划同东京大学合作编一套《现代亚洲经典》,问我能否帮他们编一本鲁迅卷,将鲁迅与甘地、夏目漱石、泰戈尔等放在一起,其中一半选鲁迅文本,另一半是我自己的批评和研究。这给了我一个系统重读鲁迅的契机。经过一年的准备,在08年春季学期给博士生开课。用英文讲完后,觉得意犹未尽,不满足,因为有些深入分析还是在中文的脉络里面,英文毕竟还是隔了一层;不过英文语境也能够打开另一个局面,有些话题在中文里就深入不下去,但在英文里面还可以走得很远。我08年暑期回国讲学,就完全围绕鲁迅。现在中文的演讲稿和读书笔记已经积累了好几百页;加上原有的英文的十二次讲课录音记录稿,都需要进一步整理和修订出来。但这两个文本可能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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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并不是“回到鲁迅本身”,而恰恰是强调鲁迅写作或鲁迅文本的不可替换、不可逾越的中介性。这就触及到重读鲁迅思路的第三层意思,即重新分析和界定鲁迅的“文学性”。在目前国内的鲁迅研究界乃至文学研究界,“文学性”好像是同历史、政治、思想等等对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可以将鲁迅研究推向深入。由于“政治文化”摆脱了将“政治”简单理解为政策纲领的局限,能够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学”的话语范式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主的本体”“审美”的范畴的局限,从而能够呈现出政治和文学之间复杂的纠葛,弥补既有文学研究关于“政治”和“文学”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

A General Servey of Studies on Luxun in the 20th Century

进入专题: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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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的鲁迅研究,最应该重视的大概是日本。如竹内好对鲁迅的重新发现,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的问题意识和解释框架。日本学术界有十分扎实的实证研究,功夫很到家,但竹内鲁迅的独到之处,是在思想层面上触及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本来我在东京大学哲学中心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是包含了黑格尔、尼采、本雅明等西学议题。但东大的海报,仍给这一系列讲座冠以“中国的近代”这样的题目。这是日本学界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愿望,即希望能同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道来重新反思东亚的现代性,东亚的现代主义写作,东亚二十世纪的意识史,政治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的八次演讲中,谈鲁迅的那一次得到的反响最为强烈。

总结鲁迅的精神启示,客观探究鲁迅给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必须深入分析鲁迅与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联系。由此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20世纪政治文化到底怎样塑造着一代文学家“鲁迅”?鲁迅到底怎样“参与”社会文化和文学变革,有怎样的特质,得失如何?政治文化的变革到底在哪些方面促成和限制鲁迅的文学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由鲁迅研究得出能落实到“现实生存”层面的,助益于文化、文学建设的启示。

70年代末期以来的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那时起直到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园地在理论视野的突破、研究视角与手法的推陈出新、研究领域的拓展诸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前此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首先自然应该看到,延续数十年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知识结构的制约与影响力量还相当强大,在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为大学、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服务的研究著作以及一些专家的研究专著中,尽管不乏为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所作的视角调整、表述方式的更新以及个别论点的突破,它们在鲁迅作品的普及过程中也自有其功用,但在总的理论框架、研究模式与解读手法上仍然免不了陈陈相因,大体不脱旧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未能结合国际国内社会与文化思潮的变迁在这一领域提供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一些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鲁迅研究的学者此时纷纷以论文或专著形式推出自己较系统化的见解,力求在一种整体性结构中来考察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方方面面,对于鲁迅的“国民性”命题、“立人”思想、其作品的反封建意义及阿Q
的革命性等问题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阐释,因而在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之过去都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但是,他们所习惯的理论模式和话语方式同他们实际的人生感受和艺术理想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就削弱了他们的著作对一般青年读者的吸引力,也制约了他们向更高的研究境界迈进。李何林、王瑶、唐弢、林非等是在“新时期”之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正有赖于这些学术前辈的努力,才为下一步的突破与超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姜:您认同鲁迅是可信赖的心灵对话同伴吗?如果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对其被动接受转为精神对话的?

  
在王家平分析“鲁迅传播史”的专书中,可以看到已经提到冷战、反共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学术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1]。书中提到60年代出现的夏志清与夏济安两兄弟的名字,其中,对夏济安论鲁迅的评价较高,认为他的鲁迅论是“本时期欧美鲁迅研究学术价值最高的成果之一”[2]。但论及夏志清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时,书中则认为夏志清“显示了自己的种种成见以及冷战二元对立思维模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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